案情回顾

2020年8月31日，张某入职A公司，担任品牌推广部经理，并签订了为期3年的《劳动合同》。

合同到期后，张某被安排与B公司签了为期2年的《劳动合同》，岗位变更为文旅策划规划院副院长。

然而，B公司的合同还未到期，张某再次被安排与C公司签订了《劳动合同》，合同期限和岗位均保持不变。

随后，张某照常工作，但没过多久，C公司便开始拖欠工资。

张某主动找到C公司管理人员沟通，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，并签订了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》，其中载明：C公司应向张某支付拖欠的工资以及7.5万元经济补偿。

然而，承诺成了空头支票。C公司不仅没给补偿金，连原本拖欠的工资也没给。

眼见C公司如此不守信用，张某果断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，并选择委托霖澳律师事务所协助。

潘虹安律师接受律所指派，很快与张某取得联系，深入调查案件情况。

经查，潘律师发现张某虽仅与A、B、C三家公司签订了《劳动合同》，但张某平时与客户对接工作，均是以D公司名义，而D公司又分为重庆D公司和四川D公司，具体哪家公司无从得知。

而更让人震惊的是，潘律师发现张某实则是在为一个大型集团提供劳动，A、B、C、重庆D公司和四川D公司幕后的实际控制人都指向同一人——李某。并且李某极其狡猾，他注册了30多家公司，持股人全是他的亲戚朋友。

更糟糕的是，该集团经营状况极差，去年就有100多名员工因被拖欠工资向政府有关部门维权，而根源主要在于管理层挪用公款。

摆在潘律师面前的难题很明确：

• 主体独立假象：A、B、C、重庆D公司、四川D公司，五家公司表面上独立发工资、独立缴纳社保，很难直接看出关联。

• 执行风险极大：C公司已是一家“空壳”公司，如果只起诉C公司，即便最终胜诉，也很难执行。

若想最大程度维护张某权益，必须证明这几家公司存在“混同用工”，这样执行才有着落。潘虹安律师当机立断，制定了“集团化打击”的诉讼策略。

潘虹安律师指导张某在数百页的日常资料中寻找蛛丝马迹，构建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：

• 身份证明：利用公司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宣传视频和文章，证明张某作为“文旅院副院长”的身份是归属于整个“集团”，而非单一的签约公司。

• 管理证明：提取了张某与D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工作汇报记录，证明张某虽然合同签在C公司，但接受的是集团高层的直接管理。

• 证人证言：潘律师组织了10多名员工联名签字作证，并找了3名在职员工出庭，还录制了2段视频证据，有力证明集团内部管理的混同性。

• 党建关系：潘律师调取了张某党组织关系在集团内流转的记录，侧面印证其服务对象的统一性。

待准备充分，潘律师随即指导张某，将A、B、C、四川D、重庆D五家公司列为被申请人，提起劳动仲裁。因仲裁委逾期未受理，潘律师即刻又协助张某起诉至法院。

庭审中，面对被告方的推诿和缺席（部分被告未到庭），潘虹安律师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法律条文的争辩上，而是向法官展示了集团恶意欠薪的全貌。

经两次开庭审理，法院最终采纳了潘虹安律师的大部分代理意见，认为张某关于A公司、C公司、四川D公司、重庆D公司对其构成混同用工的主张具有合理性，予以采信。

最终，法院判决：确认张某与A公司、B公司、C公司分别存在劳动关系；A公司、C公司、四川D公司、重庆D公司四家公司向张某支付工资2.1万余元、经济补偿金7.5万元。

擅长领域：劳动纠纷、债权债务、合同纠纷

所获荣誉：2024年律所新锐奖、2024年度劳动争议品类十佳案例、2025年度卓越贡献奖、2025年度劳动争议品类十佳案例

同行评价：潘律师对待工作认真负责，有较强的责任心和执行力，能够适应案件中的新情况，从而高效完成工作内容。在案件办理中善于分析问题、捕捉细节，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，能够为当事人争取更多权益。

文中人名皆为化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