案情概况

大伟常年在工地做水电包工。2020年11月，经人介绍，他与李四签订《水电工工程承包合同》，承接某楼盘三期两栋楼及相应地下室的水电工程，承包方式为包工、包料、包机械工具和辅材，按实际建筑面积每平方米80元结算。

签合同当天，大伟没多想——对方手里有活，价格谈拢了就干。他自掏腰包垫资采购电线、线管、配电箱，雇请工人进场，一干就是近三年。2023年9月，项目陆续竣工验收交付。

可这三年的工程款，他只拿到一部分：由某建筑公司代发的农民工工资136.6万余元，除此之外再无分文。他反复找李四结算，得到的总是“再等等”“走流程”，到后来干脆不接电话。

大伟这才发现，跟他签合同的李四背后，是一整条转包、分包的链条——从建设单位，到原总承包单位、继任总承包单位，再到李四控制的两家劳务、材料公司。

五层主体、四层法律关系，而他这个最底层的水电包工头，被夹在链条末端，手里只有一份和李四个人签的合同。

协商无果。2025年，大伟委托霖澳律师事务所刘思远律师担任代理人，将链条上的五方主体——建设单位、总承包公司、两家关联公司以及李四本人一并告到法院，请求共同支付工程款205万余元及资金占用费。

庭审中，其中两家公司的代理律师团队准备充分，抗辩一环扣一环：其一，大伟不是实际施工人，工资都是劳务公司直接发工人的，主体不适格；

其二，本案是五方主体、四层法律关系，不符合司法解释三方两层才允许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条件，大伟只能找李四；

其三，各家公司之间都已结算并100%付清，不存在欠付；

其四，大伟与李四是包工包料，劳务款和材料款混在一起分不清，材料款更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。而李四及两家公司经传票传唤，未到庭应诉。

对方把“多层分包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”这堵墙砌得很死，刘律师指出，如果继续沿着“让五家公司一起赔”的思路硬打，很可能五家公司全部胜诉，大伟一分钱拿不到。

面对该情况，刘思远律师深知，案子的胜负，关键不在“道德上谁有理”，而在“数字上拿不拿得出证据”——大伟到底干了多少活、值多少钱，必须靠司法鉴定说话。

但鉴定所需的工程量清单、分项造价表、竣工图、结算报告等资料，全部掌握在建设单位、总包单位和住建部门手里，自然人根本无权调取；找被告方要，对方又以各种理由拒绝。

为此，刘思远律师同时向法院提交两份文件：一份《调查令申请书》，申请由律师持法院调查令前往项目住房建设档案馆调取备案资料；一份《关于无法自行获取鉴定所需补充材料的情况说明》，书面说明原告无查询权限、被告拒不提供，恳请法院依职权协助调取。

两份文件递上去后，法院随即向档案馆出具调查令，鉴定所需的关键资料终于到位。

2026年初，法院组织各方进行现场勘验，大伟的施工范围由原、被告代表现场签字确认。

随后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：确定性造价金额为288.6万余元，另有选择性造价——管理费48.6万余元（因大伟系个体分包，单列入选择性造价提请法院裁定）。

刘思远律师向法院提交《代理词》，从四个维度系统论证：

第一，大伟是实际施工人——合同真实签订、工人由大伟雇佣、材料由大伟垫资采购、工程已竣工验收，事实清楚；

第二，李四系无资质挂靠，其控制的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；

第三，鉴定中的管理费应予计入，因为大伟三年里实际承担了工人租房、水电、现场管理等成本；

第四，逾期付款利息应自竣工验收之日起按LPR计算。

法院经审理，认定：关于合同效力，李四将工程违法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大伟，双方转分包关系无效，但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，大伟有权参照合同主张折价补偿。

关于工程造价。鉴定机构及人员具备法定资格，鉴定程序合法，对确定性造价288.6万余元予以确认；

关于已付款。大伟已收的136.6万余元农民工工资应予扣减，李四未能举证另行付款，故应支付剩余工程款为151.9万元。

关于利息。工程2023年9月竣工验收但具体日期不明，酌定自2023年10月1日起按一年期LPR计算至清偿之日止。

最终，法院依法判决：李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大伟支付工程款151.9元及利息（自2023年10月1日起按一年期LPR计算至清偿之日止）。

从被五家公司互相推诿、连“该找谁要钱”都说不清，到法院判决李四个人十日内支付151.9万元及利息，大伟终于看到了追回血汗钱的希望。

刘思远

霖澳律师事务所

专职律师

擅长领域 ：建工房产、债权债务、合同纠纷、刑事案件

所获荣誉：2024年度律所新锐、2025年度工程房产品类十佳案例

同行评价：刘思远律师，曾就职于某区法院民庭，具备丰富的司法系统工作经历。她办案严谨细致，思维敏捷，善于精准洞察案件关键，直击问题核心，以高效专业的策略维护当事人权益。

文中人名皆为化名